诗歌怎样议论
作者：迟乃义
通过形象表达思想感情，这是诗歌的基本特点。写诗不能背离这个最基本的规律。但是，人们的思想感情是以理智为基础的，因此，诗歌抒发思想感情时，当然免不掉议论。议论与形象，有区别，但也并不是势不两立的。议论得好，会有助于形象的表现和思想感情的表达。诗歌，要用形象表达思想感情，并且，也需要“议论”。这似乎不能成为问题。但是，一个时期以来，一些人却把议论入诗视为背离了艺术创作的规律。这样，对议论入诗就产生了不同的意见。然而，这种分歧却又不自今日始。著名的诗话作者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就批评过“以议论为诗”的倾向，认为诗主性情，不主议论。而沈德潜却不赞同这种观点。他在《说诗晬语》中批驳了这种观点，认为“人谓诗主性情，不主议论，似也而不尽然。”到底孰是孰非？我想诗歌创作的实践是会回答这个问题的。因为，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，而且更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。只要看一看诗歌创作的实践，我们就会弄清楚，议论入诗是否符合诗歌创作的规律。
宋代诗歌虽然也不乏名篇，但历来多遭非议，议论为诗的倾向确实严重，这就使诗歌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，我们可以不去说它。且看历来被推崇为诗歌创造黄金时代的唐代诗歌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虽然是用形象思维，不以议论为主，但其中确实也有许多议论，并且那议论还议论得挺好，因此，为后代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作。后来的诗作者可以从中吸取营养，学习艺术表现的技巧。那么，唐代诗歌是怎样议论的呢？
我们看到，好的诗歌，其中的议论，本身就是形象化的。既是议论，又是形象，是形象与议论的有机统一。比如杜甫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中有句云：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“，这是震撼千古的名句，历来诗论者多有论及。它形象地做了阶级对比，写出人间的不平，表现了人吃人的社会现实。这是议论，又是形象，是用形象的对比，在做精辟的议论，使人通过形象得到一种真理性的认识。
直接“议论“的诗句也是有的，但在整篇诗歌中，那确是在形象描绘的基础上的议论，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比如，孟郊的《游子吟》中就有这样的议论。诗云：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”前四句形象地描写了慈母对子女的深情，后两句说草木报答不了春天的阳光，实际上是说子女对母亲的心意，不能报答母亲对子女的爱于万一。形象描写使议论有了基础，有了依托。议论诗句使形象描写在思想感情上得到了升华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。再如李坤《悯农》：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前两句形象描写农人劳动的辛苦。在此形象描写的基础上，后两句发了议论，使形象描写的意义更加鲜明、突出。
有的诗没有形象描写，只是直抒胸臆，表现了在特定环境下，诗人激动的思想感情，诗人的性格。比如陈子昂《登幽州台歌》：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”直抒了作者怀才不遇，未逢知音，抱负难以实现的思想感情，成为传世佳作。有的诗句直抒胸臆，如李白《赠汪伦》中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赠我情”，抒发了李白对汪伦的深厚感情，使“村人”汪伦的名字也同这首诗篇一样，名留千古了。
甚至还有些诗，整篇是写景，但亦不妨作哲理诗看待，其中也不乏名篇。比如王涣之《登鹳雀楼》：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”写的是眼前的实感，却又抒发了诗人的胸襟抱负。只有登高，才能望远，表达了作者高瞻远瞩的思想感情。这也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。
诗是主性情的，这很对。好的诗歌是通过形象表达诗人的性格和思想感情。但说诗不必要“议论”，也似乎太绝对。应该说，诗是主性情的，但也有议论，也允许议论。议论也是诗歌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。问题不在于诗歌有没有议论，而在于诗歌如何议论。自然，这种议论，可能有好有坏，正如形象描绘也可能有好有坏一样。诗歌创造要研究怎样才能议论得好，而不议论得坏，正如要研究怎样描写得好，而不描写得坏一样。这就需要诗作者认真向古典诗歌、新诗、民歌、外国诗歌中的优秀诗篇学习，需要在创作实践中讨论摸索。在这里，唐代诗歌中的议论，可以作为很好的借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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